年增20% 中国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国

沈然的回归

相较于玫瑰坊的盛开，沈然的Manito皮具手工作坊刚刚萌芽。但她并不觉得自己弱小，“西方的大牌，他们最开始不也是一个家庭手工作坊吗？”

出身于设计专业，沈然的皮具没有“翻版”，但最令她最着迷的还是稳定的工序。一张铺着老地图的工作案，记录着每件手工皮具至少要经过的十道工序:设计图样，制版，选皮料，剪裁，粘贴，划线，打孔，缝合，打磨，上胶。沈然追求每一道工序的完美。她会根据款式反复挑选皮料的厚度与颜色，不厌其烦地打孔缝合，就算做出成品后看不到的地方，她也会精细的藏好线头。皮边的打磨，沈然也坚持纯手工，用砂纸一点一点打，不同角度打上三四遍。

现在也有磨边的机器，但沈然不用，她认为把机器掺到任何一道工序里，所有的工序都没有了意义。沈然认为，手工皮具的魅力在于品质的稳定，在于手工艺师所倾注的时间与生命，“一个手工艺人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制作的东西，使用者也能用一生的时间去享受这种稳定。”

沈然当然希望买走皮具的人们能欣赏它。但她并不能控制别人，也不想，所以只把东西卖给喜欢它的人。她也希望顾客知道，他们买走的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商品，总有一个人在背后为它负责。沈然将自己的皮具定义为奢侈品，纯手工制作和一对一服务，“皮具磨损很正常，都可以拿回来保养。每个大包的价格在3000元以上，但我的购买者还不是太有钱，价格再高他们难以接受。还有一些人觉得再添些钱，就能买到国际大牌了。”

在追求效率的社会，这样的手工艺人确实很难养活自己，但她相信这个方向。四年前北京还没有手工皮具的圈子，沈然想找一些书、一些资料非常难，后来日本、欧洲的皮具杂志大陆都有了，北京做手工皮具的人也有了一些，她还认识了宁波等地的朋友，包括进口皮艺工具的老板也跟着他们成长起来。沈然逐渐觉得这是个事业，她想或许还能是一辈子，一直做到敲不动为止。

沈然将爱马仕作为自己的标杆，“我最大的希望是去欧洲，成为爱马仕的工坊学徒，他们的学徒五年内不能独立做一个皮包，只能打杂，但这五年可能相当于我在这里的十年。”

爱马仕对手工的坚守是许多手工艺人的骄傲。1837年，蒂埃利·爱玛仕在巴黎创立了以自己姓氏为名的马具品牌，当时的马具当然是手工艺品。进入20世纪之后，大工业的批量生产席卷了人们的一切生活之时，手工的傲慢与意义，一点点地水落石出，它成了奢侈的必经之途。

沈然执著的同时，全世界都在为寻找这样手工艺人而烦恼，尤其是站在时尚产业尖端的人们。清华大学经管院教授李飞认为，“工艺对于奢侈品的重要，不仅在于传统，还在于皮具需要优秀的工匠，高级时装需要优秀的打版师，高级珠宝也离不开优秀的镶嵌师。”

20世纪20年代，巴黎有大约30万名手工工匠，绣工就有1万人。当高级定制让位于批量成衣，手工作坊工匠数目骤减，到新千年，巴黎的刺绣工只剩下不到200人。2002年香奈尔公司收购了著名的Lesage刺绣坊被，而总计收购了近十家家族式作坊的香奈尔公司也被公认为最聪明的角色。

中国看到了“复兴手工艺”的契机。2008、2009年中国国际时装周中，传统工艺受到多家服装品牌的推崇，NE·TIGER还特别推出“中国传统工艺与现代服饰”结合的主题。在NE·TIGER2009“国色天香华服大典”高级定制华服发布会上，总设计师张志峰携手两位古稀老人微笑出场，一位是曾为皇家制作龙袍的缂丝世家之第五代传人王嘉良，另一位是将几近失传的缂丝工艺再次复兴的缂丝大师王玉祥。

西方的奢侈品工业以家族传承的方式发展，但在中国，多数工艺的创造者，他们的技艺虽然通过师承的方式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但他们本人却隐没于“乾隆御制”或“江南织造”之中，没有被世人提升到其应有的艺术地位和产业地位，也没有形成个人的品牌和家族产业。当中国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拥有的是沿海大规模的成衣制造工厂，和世界奢侈品品牌高级制造及高档原料采购大国的身份。

起点在1994年，以手制旗袍为卖点，中国第一个奢侈品牌 “上海滩”(Shanghai Tang)招揽了12位自20世纪初就以精湛缝纫手工而闻名的上海裁缝师傅。随着2005年11月上海滩第19家专卖店在日本东京开业，这个在香港出生的服装品牌，已经在全球13个国际大都市开设了专卖店，这其中包括时尚之都纽约、伦敦和巴黎。

2006年跨入成衣行业的玫瑰坊拥有300名绣工，而“东北虎”也拥有缂丝、苏绣、云锦等工艺，张志峰说，“中国的奢侈品牌要走向世界，在创造自我意识的同时，要有工艺，有文化，简单的抄袭和机械的模仿没有出路。”

奢侈品的精神印记

真正的奢侈品，背后一定有它的精神含量，这个精神含量对个人、对社会应该是有价值的

本刊记者/王家敏

一双鞋要结实舒适，一块钱很难达到，但是100块基本都能达到，但是当它卖到100万时跟舒适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在查达哈的《奢侈崇拜症》(The Cult of the Luxury Brand)一书中，这样的奢侈品消费被划分为5个发展阶段:镇压、金钱之始、炫耀、适应、生活方式。当今的日本，被归入“生活方式”一类，中国则被定位在第3个阶段——“炫耀”。

“一个普遍炫耀的奢侈品消费，说明存在一个普遍的、需要被尊重的人群。”复旦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孙时进认为，人们现在要做的，是找到奢侈品的精神价值。

精神的成长

10月，上海财经频道一个商务脱口秀栏目中，两个女孩展示自己创立的连锁酒店，竞争与汉庭酒店连锁创始人、董事长季琦一起午餐的机会。其中一位女孩自称“草根”，创立了求职青年旅舍，而另一位则是“富二代”，镜头不断切向她手上的香奈尔饰品，她开了一家精品酒店。

当主持人问季琦，“你也有女儿，会不会希望你的女儿也创业？”他回答，“不会，除非她愿意，因为创业很辛苦。”

“富二代”的女孩子当场就掉了眼泪。她说，从小到大，她的所有成功在别人眼里，原因都是自己是富二代，还长得漂亮，她想要通过创业证实自己的价值。“酒店都是我一砖一瓦从零到有创立起来的，我不停考察、学习、参加酒店峰会。我知道，我们富二代创业，就会承受更多社会和家里的压力。”

而在节目的最后，季琦问了“草根”女孩一个问题，“如果我给你年薪三十万，买你的创意，你到我的公司来工作如何？”她回答，“那你要让我把团队也带过来。”

季琦问“富二代”女孩，“你的酒店也不怎么赚钱，能不能1500万卖给我？”她回答，“我不愿意，我想把它做成我的事业，未来十年把我们的品牌打造出来。”

一开始倾向于“草根”女孩的评委们，最终选择了“富二代”。他们认为，“她在用心做商业，与人交流。”

“一个是为了生存，而另外一个人，则是希望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对富二代的看法可能需要重新审视。”

“绝大部分人为了生存，很难想到自己的天职是成长。富二代已经不需要在物质这个层面上下功夫，他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在怎么成长上，这对他来说就是天职。”

他们的精神成长，被通俗地称为附庸风雅，“这样的社会心理与他们的愿望大相径庭，”孙时进说，“实际上富人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与尊重。”

“就像那个富二代女孩一样，很少有人尊重她自身的努力，”孙时进说，或许长久以来，人们得到的尊重都太少了。当人们有了钱，就会花费很高的价格创造一种尊重。香奈尔，高级红酒，豪车豪宅，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比如说茶叶、红酒，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品出其中滋味，一旦他长期用心品味，解读之后，就可能有助于他的人格成长。”

如果人们还没有钱，则普遍喜欢假冒的奢侈品，“这也说明国民普遍缺少被别人尊重，也并不尊重奢侈品背后的精神价值。”

“收养”工艺

同样，一个尊重奢侈品价值的社会，其背后的价值也能得到延续。一些商人更早发现了这一点。

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台北商人丘先生，跟一帮朋友在苏州挑选苏绣时，发现市面上的苏绣很一般。当他们深入了解当地情况后，发现苏绣艺术几乎快死亡了。丘先生很痛心，去探讨为什么？结果，丘先生发现，原因在于绣娘的报酬太低:“比如说一个绣卷，绣娘真正用心绣的话，恐怕要三四年的时间，在中国内地拿去卖，顶多也只卖几千块钱，没有人会用心绣。”

2006年，丘先生在苏州寻找了一批他们认为还有功底的绣娘，把她们的工作买断，“我说一年给你几万块钱的生活费，不要担心生活，你认真地去绣，然后我们再收购绣好的作品。”

丘先生认为，给他们的钱要够多，工艺师首先要有体面的生活。在奢侈品原产地欧洲，手工艺师是受人尊敬的职业。有270年生产历史的瑞士宝柏表(Blancpain)，保持了几百年来只生产手工机械表的历史，江诗丹顿(Vacheron Constantin)至今保留着1755年招收手艺学徒的合同。在安特卫普，服装设计师是他们的骄傲，英国的瓷器工艺师则代代相传。

丘先生也得到了想要的工艺价值。他们最初的目的，只是作为一种欣赏品来收藏苏绣。而商人的思维使丘先生很快找到了其他的方式:如果这个东西的价格能在市场上得到承认，在赚钱的同时，还可以使中国的苏绣文化真正地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