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识杨思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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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公务员出身,从公务员转到培训这行,可以说是到咨询这行来打天下,请您讲讲这个过程好吗?我和别的老师的经历会有些不同。公务员出身,做过企业的老总,大学的教授,这三重的经历,然后现在是是做培训和咨询,说是一个培训专家,也可以说是一个咨询专家。这样的一个经历对我目前从事的事业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我想培训师本身也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什么是“传道”?[@more@]您是公务员出身,从公务员转到培训这行,可以说是到咨询这行来打天下,请您讲讲这个过程好吗?我和别的老师的经历会有些不同。公务员出身,做过企业的老总,大学的教授,这三重的经历,然后现在是是做培训和咨询,说是一个培训专家,也可以说是一个咨询专家。这样的一个经历对我目前从事的事业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我想培训师本身也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什么是“传道”?很多人都说隔行如隔山,但是在“道”这个层面上,其实是隔行不隔理的,在术这个层面上是隔行如隔山,如果说到“道”其实并不隔。好多人说,杨老师你是从事哪一个行业的培训?我倒觉得,如果是对于做技术方面的培训时,那纺织业和IT业是不同的,但是如果你做领导人的培训时,你说纺织业的领导方式和IT业的领导方式会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我很难找出什么来它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它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管理问题、领导问题和技术问题不同,它是隔行不隔理的,“道”这个层面的问题也是一样,和“术”的层面不同,也就是这种隔行是不隔理的。这三种经历你会发现,其实你在做政府公务员的时候,研究的是为政之道,做学者的时候研究治学之道,等到做总裁的时候又研究经商之道。经历不同但是在“道”这个层面上都是相同的,然后你会发现大道相同。比方说,经商问题上我会讲究一个“诚”。经商要讲究诚,那么从政要不要讲究诚?也要讲究诚的,那么培训要不要讲究诚?本质上这是一样的责任感,你对社会的责任感,对于我们服务的对象、公众的责任感,你的言行举止,就是为政之道。做学问也是这样,你不投机取巧,你很实实在在的去做你的学问,这也是“道”,这就是在一个“诚”把它通开了。同时我们经常说功夫在师外,有的时候你以为学之道看从政、看从商,这就出来新意了。有些很痛苦的事情——经商的时候我做过绥芬河国际经济公司的老总,在深圳做过香港一些在深圳机构的老总,在管理过程中你会发现好多的痛苦,好多的无奈,但是如果你从为学之道看就根本不是痛苦了,你会觉得又是一个课题,你解决了这样一个课题,你的心态就会变好,你把所有的遇到的难题都当成学术问题来解决,不但不苦了,反而苦中有乐,乐此不疲了。还有我感觉,经常从商人的角度看学问,会觉得有的学问没用,一点价值都没有,他老是回答为什么,却不回答怎么做,所以有一些学问我是不做的。比方说,考古,我就觉得对于我们当前的社会来说,这些东西的比较价值较弱,我更注重实用的东西。然后以从政之道来看商的时候,你又高出一层,从政治的角度看生意。其实一个很好的商人到了高层面的时候,他一定是个政治家,政治嗅觉敏锐。因为一个政策可能就决定了你一个商业行为的命运,比方说像能源的政策,他会决定了一些东西。回过头来说培训师的这个角度,有些人反映杨老师的课比较厚重,厚重就厚重在我其实就不是一个培训师,我要是个培训师就轻薄了。那是您的一种特色,不是那种演讲型的。对,现在很多人说做培训好,就都跑过来做培训。其实培训功夫在培训之外,你以为学了一个课程,模仿了一个课程你就能成为一个好的培训师了,其实你最多做一个好的模仿者,我的感觉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些经历有时候是出于无奈的,我走过一些弯路,但在这弯路上我看到了一些不同的风景,等我来谈自己的体会时,我会比别人更厚重些,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东西。这个速成、速生的东西叫什么呢?叫做白杨木。红木一定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沉淀,所以味道不同就在这里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因为打掉了一些浮躁的东西。现在的年轻人根本就没有经历过,甚至有些人刚刚从学校出来就去讲课,这是对那些听众的不负责。
而且听众里有的人是学者出身的,有的人是商人出身,有的人是官政出身,我们的老板也是这样不同层面的。当你都经历过了的时候你就会和他有共鸣,你的波段就很宽,你既有这个调频的,又有中波的,又有短波的,这些人都能接受到你的信息。要不然你很可能就只是一个调频,中波接不到了,没有发射中波的频率,或者没有短波的发射频率。当我遇到官员出身的人时,我就会举这样一个道理,比方说官场上的道理,叫做寻求顶级优势,他立刻就会明白。什么叫做顶级优势?就是你一定要得到你的顶头上司的支持,他就像是空中部队、空中掩护一样,你是步兵作战,你会需要一个空中掩护的。在官场里你如果不能得到你顶头上司的支持,基本上等于说你的空中部队在向你开炮了。所以这需要和培训对象产生更多的共鸣,这种东西是三重经历的不同味道。
我觉得杨老师这种经历还是非常好的,我还是非常想知道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因为我们的读者会有疑问,杨老师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转行的呢?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应该说我的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在比较自然的情况下过渡的。我是文革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第一批获得学士学位的,分到党政机关里,平步青云,在机关里被欣赏被重用。那个时候别人叫一声“杨大学”,我就知道是叫我的,现在你叫一声博士,别人都不知道你是叫谁得了。我是82年毕业,那时候有很多人跑到外地去了,我也是跑到外地去了,当时我是在黑龙江,我老家是大连的。包括85年、89年我深圳的一些朋友都诱惑过我,但诱惑力不是很大,因为被重用。现在可以说人才往往被重用所误,因为那个地方不是你的草原,不是你的天空,虽然那里有尊重、有鲜花、有掌声,但是直到最后你才发现这个世界原来那么大。当时就这样,做过宣传部长,做过组织部长,最后做到旅游局长。
做旅游局长的时候,我就会有了一些思考,经常到国外考察的,就发现外面的世界其实挺精彩的。后来得到一个机会到清华大学去读研,读经济管理的研究生,我自己争取的机会。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在管理上,在清华我和其他在职研究生不一样,他们是来镀金的,我是喜欢这个。那时我是在《沿海经贸》和《中外企业论坛》这样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当时叫做《企业策划艺术精讲》,一共是十讲的。其实这样的兴趣我在之前就已经有了。担任绥芬河国际经济公司老总的时候,我就写了一本书叫做《中俄边贸实用问答手册》,成为当时边境易货贸易的教材。
我发现我的兴趣其实就在这,我当时跟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一些教授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交流,而且还有一些合作。那时候接了一个课题就是联通的发展战略,到深圳来工作,在深圳银湖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发现自己在这个方面不但有兴趣还很有天赋。多年的从政经验让我善于从一团乱麻中理出头绪来,那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只是那时还没有下定决心到这个行业里面来,还只是在尝试。一家香港的公司就让我来做这边的管理,其实是从顾问的角度做管理,作为董事长的顾问,管理他在深圳的企业。当时是他是从国内采购向欧洲出口的。工作中我发现,管理是很有乐趣的,所以在深圳企业联合会成立咨询业委员会的时候,要找一个专家型的领导,问我愿不愿意干,我觉得特别适合我的兴趣,我就开始走上了一个新领域,到现在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也有人说问我还愿不愿意从政。我发现目前政界的精英太多了,不差我一个,而且在政界说实在的有很多的无奈,就是你必须要懂得等待。又有人说,你要不要从商了?我想我也是不会选择从商的,为什么?比方说我建立一个企业,我实现我的全部梦想就只是把自己的全部智慧都给了这个企业。但我如果从事管理、咨询和培训,那我的智慧、我的才能将造福于全社会。
我觉得,杨教授您的经历和您的选择,都不是简单取得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您在清华读书时发现自己的兴趣是在管理上,这个转折点对您影响非常大,也非常好。您在管理咨询这一方面做得比较专业,我想知道您刚当讲师时是怎样的情况?
做培训和做咨询是有所不同的,培训更多的是——我们说像药,咨询则像医。培训是给一种方法,给一种知识,给一种技能,给一种理念;咨询则是要给一套方案,治疗方案之类的。我觉得很难把这两者严格分开,一个咨询师必须从培训开始,如果不具备培训的能力是做不好咨询师的。和老板、和你咨询对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就是一次培训,因为你是在把你的观点、知识、理念传达给他。有好多人说,我可以做咨询,但不可以做培训,这样的话,你就肯定不是一个好的咨询师,因为好的咨询师肯定还是个好的培训师。
我比较早的工作是讲解方案,比方说当时给联通的高层讲方案,包括后来给的其他咨询。比如说香港的一些公司,你会发现有好多的方案不通过讲解,他们是不明白的,所以你向他讲解,就是培训。通过讲解,我又发现培训是咨询的牵导,我们给南油集团做咨询,这之前就是培训导入的,我们做培训的时候,公司的高层来参加我们的培训。当时培训的一个课题叫做管理顾问,就是企业领导人如何像管理顾问一样解决问题。当时会有这样的讲解,他听了之后觉得很受启发,他就明白了。当时我讲过一个道理,说国有企业现在好有一比——像是风雨飘摇中的一艘旧船,它遇到的是一个特别复杂的航道,改革开放之后就被放在这里了,船长呢从来没出过大海,都在海岸附近活动;而船员们也不专业而且毫无积极性,船上的油和燃料都不多了,地面的指挥也不是很明确、很到位,这个时候怎么办?国有企业企图靠外界来拯救不如自救。怎么自救?我们讲了一系列的方法,他们觉得好,后来经过多次的磨合,有了咨询的需求,后来就成交了。那是我做的一个比较有规模的项目,180万的咨询费。在我那本《黑钻顾问》里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反映这一过程的。就是说,即便你不做培训师,你也必须要做咨询。就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培训是改变企业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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