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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直销行业，为中国直销人，强烈推荐本文：

　　在如今的行业政策下，直销企业和直销人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一群沉默羔羊。

直销的羔羊

◎文/ 陕丹

　　距2007年大连富饶崩盘已过一年多的时间，在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富饶的经销商如坐针毡。不过大连富饶的倒闭并没有为他们的噩梦划上一个句号，对于大连富饶的那些经销商来说，噩梦仍在继续。
　　大连富饶倒闭后，呼伦贝尔公安局经侦大队以涉嫌“非法经营”的名义，陆续逮捕了多位前富饶的经销商，目前抓捕仍在继续。
　　在前富饶经销商被抓的前后，山东永春堂的经销商，也被呼伦贝尔公安局经侦大队以涉嫌“非法经营”的名义逮捕。
　　两家公司的经销商被同一个经侦大队逮捕，涉嫌的罪名也相差无几，他们的遭遇很相似。从案发到现在，他们的处境怎样？案情的进展怎样？经销商与公司采取了什么措施来挽救自己？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展开了调查。

　　从舞台到看守所

　　2008年4月18日，杭州市萧山区文化局组织了一场越剧的演出。作为越剧迷的前大连富饶经销商李幼华正兴致勃勃的开着车向会场驶去，就在这时，李幼华接到了丈夫打来的电话，让她在路边停车说有要紧事告诉她。电话中，李幼华得知自己已经被呼伦贝尔公安局通缉，让她赶紧去派出所把问题解释清楚。李幼华到达派出所后不久，李幼华被呼伦贝尔公安局经侦大队以“涉嫌非法经营”的名义带走。“我认为自己是清白的，交代清楚问题后，应该没什么事。”李幼华回忆，在警方逮捕的过程中，李幼华表现得都很配合。
　　李幼华被带走后，其家人不久也赶往呼伦贝尔，并聘请了当地的一名律师以寻求法律上的帮助。
　　李幼华在进入大连富饶之前是一名服装设计师，丈夫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李幼华喜欢唱越剧，在杭州萧山还颇有名气，参加过很多越剧比赛，并且多次获奖，日子过得幸福美满。在2003年时，她的一个戏迷向她介绍了大连富饶这家公司，希望她能加盟，但李幼华当时考虑到自己并不适合经商，所以婉言谢绝了。后来因为健康出现问题，尝试着使用了富饶的产品，在使用后感觉疗效不错，对富饶产生了兴趣。在2004年时开了一家富饶的商店，因为唱越剧的关系，李幼华的人缘很广，所以生意也做得比较好，成为富饶经销商中的佼佼者。由于业绩突出，李幼华被多次邀请参加公司的会议。据某经销商透露，李幼华被抓正是因为李幼华业绩突出，当警方搜查富饶公司资料时，发现李幼华的名字出现在公司一份重要的经销商资料上，根据这份资料，从而认定李幼华是富饶公司“非法经营”的骨干成员。
　　从2008年4月18日到2008年5月13日，李幼华总共在看守所里呆了25天，其间被提审一次，据悉审讯人员主要询问了原大连富饶公司奖金制度的实行情况。呼伦贝尔警方要求李幼华上缴过去几年在富饶的非法所得，金额共计12万元。在缴纳了12万元的非法所得后，李幼华离开了看守所。
　　“在看守所的那段日子，我这一生都难以忘记。”李幼华黯然说道。

　　不知所措的羔羊

　　李幼华被抓并不是个例，在呼伦贝尔公安局的看守所里还有不少前富饶的经销商，他们来自各个地方，有北京、天津、江苏以及其他省市，目前被拘押的前富饶经销商大约有十多人。还有一些经销商在得到消息后选择了逃亡，像区域总监卜建华，周艳美等。据悉，现在“在逃”的富饶经销商大约有几十人。
　　在采访中，很多前富饶的经销商对呼伦贝尔公安局仍然在追捕经销商感到惊讶，他们认为很多人在富饶事件中都属于受害者。在2006年那场富饶事件的风波中，由于富饶的崩盘导致很多经销商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富饶的经销商大多数都没能赚到钱，赔钱的更是数不胜数。”一位经销商向记者抱怨道，“也有一些人赚到了钱，但在除去成本以及维持店铺的运转的资金后，能赚到的钱并不多。”
　　在富饶的经销商还在为公司崩盘扼腕叹息时，警方对部分富饶经销商的抓捕已经开始。“林伟谊被抓后，其实有些经销商就有所察觉，但更多的人都认为自己会没事，因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而且我们都以为警察所指的‘非法经营’责任在公司，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所以当时认为警方没有理由来抓自己。”一位在缴纳了“非法所得”后被释放的经销商对记者说。
　　正是由于这种“受害者”的心理，在警方开始抓捕时，很多富饶的经销商对此感到不理解，甚至是愤慨。50多岁的王金添荣是大连富饶在天津的经销商，她在当地警方抓捕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合作的态度，执行任务的警察对空鸣枪示警，听闻枪声的王金添荣受到惊吓，心脏病发作晕倒在地。
　　不过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了配合警方的抓捕，在采访中，很多主动自首或是配合警方的经销商也都抱着与李幼华相同的想法——“我是清白的”，但实际情况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审讯之后，警方认为他们涉嫌“非法经营”一事证据确凿，必须缴纳过去几年中的“非法所得”，数额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其中，原江苏区域代理于建仁被要求缴纳70万的“非法所得”。为了能从看守所里出去，经销商和他们的亲朋好友开始想办法凑钱。
　　“不管怎样，总得先让人出来再说。”一位经销商的家属说。能拿出钱的经销商还算幸运，一些拿不出钱的经销商就只能继续在看守所里等待，某经销商家属表示:“要缴纳的钱太多，实在是拿不出来，只能先往后拖一拖，尽量想办法凑够钱。”
　　很多人在采访中都选择沉默，一位经销商说出了这些人的心声:“我现在还是保释，我不想因为说错什么再进去。钱都交了我也就认了。怎么说呢，就当自己倒霉吧。”
　　几乎没有几个人想过请律师为自己合法权益辩护，“不能和警察争吧？！”
　　当然也有一些家属请了律师，但不是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他们(律师)都是本地人，对当地司法机关的情况比较熟悉，请他们出面斡旋看能不能少交点钱就把人弄出来。”一位经销商家属的态度有一定代表性。
　　埋怨的人也不在少数，他们悲情并郁闷着，当然还有对原公司的激愤:“事情闹到这个地步都怪孙景业！当初早点想办法，现在会发展成这样吗？”
　　在经销商抱怨的话语中，孙景业这三个字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经销商对孙景业的愤怒并不是胡乱发泄，在未崩盘以前，大连富饶对经销商被抓表现出的冷漠与推卸责任已经让众多经销商感到愤怒。据一位经销商透露:“孙景业在看守所里还指认了很多经销商的收入。”
　　几乎每个骂完孙景业的经销商都会不约而同的提到一个公司——永春堂。他们用羡慕的口气说道:“他们老总人好啊！”

　　一只特立独行的羔羊

　　2007年5月，呼伦贝尔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的名义将一些永春堂的经销商拘捕，这一幕与富饶的情形极其相似，但事情的发展则有不同。
　　不同的是公司所做出的反应。在得知永春堂经销商被捕一事后，永春堂公司迅速动员起来，聘请律师团为经销商辩护。关于这一幕，相信了解永春堂公司的人不会陌生:当年国庆华出走永春堂投奔广东康力，后被呼伦贝尔经侦大队以国庆华在永春堂时期涉嫌“非法经营”的名义逮捕。虽然国庆华当时已经离开永春堂，但永春堂仍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聘请律师为国庆华辩护。对于曾经背叛公司的经销商，永春堂都能伸出援手，当尚在公司的经销商遇到麻烦时，永春堂自然不会坐视不管。
　　长期为永春堂服务的李斌律师对记者说:“永春堂的行动很及时，因为他们明白经销商和公司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如果公司对自己的经销商被抓表现冷漠的话，以后谁还会与这样的公司合作呢？”经过大量调查后，律师团向相关司法部门提出两点质疑:一、永春堂的行为是否构成传销？二、如果构成传销，那么是否构成犯罪？
　　双方为了证明各自的观点，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律师团的努力下，终于传来了让永春堂经销商高兴的消息。据一位律师透露，两级检查院认为证据不足将案件退回呼伦贝尔公安局，此时被抓经销商已经被拘押了11个月。永春堂公司与律师团方面受到鼓舞，决定为被长时间拘押的经销商讨个说法:“我们准备提出国家赔偿。”
　　这个消息不但鼓舞了永春堂人还鼓舞了前大连富饶的经销商，他们从永春堂的身上仿佛看到自己的希望。
　　但就在这个时候，事情又猛然调头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了，显然大家过于乐观了，因为永春堂的经销商并没有如愿所尝的被放出来。
　　李文武律师:“检查院是在4月1日将案件退回公安局的，他们也发了释放证，最迟应该在4月29日放人。”但是实际情况是，呼伦贝尔公安局将永春堂的经销商继续拘押在一家招待所内，警方表示因为需要补充侦察，所以对他们实行“监视居住”。
　　这样的结果让永春堂公司有些措手不及，不过公司迅速做出调整，一方面让律师团继续调查和交涉，另一方面也向当地政府寻求帮助。

　　妥协？抗争？这是个问题

　　“他们不能这样做，这不符合程序。他们抓人是根据检查院的指示，但检查院已经表示证据不足，而且还发了释放证，怎么马上又把人抓回去呢？”在电话中一位律师对记者说到。而当事律师和一些被释放经销商认为:“呼伦贝尔警方存在不少不符合程序的做法。”
　　被采访的前大连富饶经销商告诉记者，他们在缴纳“非法所得”后并没有得到呼伦贝尔警方出示的发票或者收据，仅有一张没有注明金额的保释单，“而根据国家规定司法机关在进行罚款或是没收非法所得时，必须出示国家专用的发票。”从永春堂律师反馈回来的信息中得知，他们的经销商也没有得到这样的发票。
　　6月中旬，永春堂的律师团前往北京公安部了解相关情况。据说在此之前，他们从内蒙古官员中得到的一些信息是:呼伦贝尔经侦大队是根据公安部的指示行动的。律师团在公安部进行了解后，得知所谓的“公安部指示”不过是公安部打击传销网络办公室出示的一份关于打击传销的文件。
　　“呼伦贝尔经侦大队就是拿这个文件向检察院提出的申请，而在公安部，这个打击传销网络办公室对检查院和法院没有约束力。”一位当事律师愤怒的说道，“他们这是在拉大旗扯虎皮，是对上级的欺瞒！”
　　该律师表示他们将在公安部继续了解情况，查清事实，并向内蒙古相关行政机构汇报，“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将提起行政诉讼。”
　　与此同时，又传来6个永春堂的经销商被抓的消息。据一位律师透露，有关方面已放出话来:“谁告我，我就抓谁！”
　　记者就永春堂与前富饶经销商提出的情况，以电话的形式向呼伦贝尔警方求证，主要对话内容如下:
　　“听说两级检察院已经将案件退回，表示证据不足不能立案并发放了释放证，但现在永春堂的经销商仍被拘押，请问有这回事吗？”
　　“你听谁说的？案件还在侦察，检查院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据了解经销商在缴纳罚款后并没有得到相关的单据，不知道是否属实？”
　　“我们的所有手续都是合法的！嗨，我说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犯得着管吗？”
　　“请问……”对方挂掉电话。
　　永春堂的一位经销商告诉记者:“公司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为了这个案子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案件已经影响到永春堂的正常运营，据悉永春堂公司所在地的政府官员近日将前往内蒙古与当地官员沟通，那位经销商猜测道:“可能还是会选择妥协，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

　　记者手记:

　　在采访中，很多前富饶的经销商都觉得委屈，但他们中很少有人能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更多的是指望能有一个“踩着五彩祥云”的英雄来拯救他们。对于记者的调查，他们表现得很犹豫和担心;对于一些律师的建议，更多的是拒绝，因为怕惹麻烦，这与永春堂的积极自救形成鲜明对比。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富饶这群“没娘的孩子”面临的情况比永春堂涉案者更为严酷，但即使是积极自救的永春堂也显得相当的力不从心。
　　目前我国关于直销的行业政策先天不足，这种遗憾让很多地方执法部门有了很大的操作空间，比如上述事件，罪名是“非法经营”，甚至无关直销传销。一个令人吃惊的现实是，其实大部分业界企业和经销商都活在这种法制风险之中，只要相关部门愿意“特别关照”。在这种情况下，自救的方式除了妥协之外还真的无法遑论，行业的整体救赎必须依靠政策的最终规范。
　　在“杭州会议”上，已经把判断企业是否涉及传销的权利由县级工商局收回到省级工商局，当然这里的判断是针对拿牌企业，这个改变更多的还是保护拿牌企业而不是广大的准直销企业。此次抓捕永春堂与前富饶经销商是以“非法经营”的名义，相关执法部门在打击方式上也呈现出“多样化”。在“涉传”与“非法经营”压力下，中小直销企业的生存更为困难，在法律没有完善的情况下，这一现象还将继续。
　　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关于永春堂与前富饶经销商的案情进展，本刊将继续保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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